文学的光亮 思想的天空
在20世纪，有一位女性政治哲学家，针对纳粹大屠杀这个主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。她就是1933年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汉娜·阿伦特。她创造了一个概念叫“平庸之恶”，流传很广。但平庸之恶这个词，被谈论得很多，理解得却很浅，很多时候其实是被误解了。 比如，许多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一种“螺丝钉理论”，就是说普通人只不过是某个官僚系统中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，只是服从程序、执行命令，所以冷漠地成为了杀人机器的一部分。可是阿伦特自己明确表示不赞同“螺丝钉理论”。 还有的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大众导致的恶，经常说“雪崩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”。但阿伦特也不会赞同这种理解。因为如果你把责任推给所有人，泛泛地加以指责，那么就无法再追究任何特定个人的责任。阿伦特反对所谓集体罪责的观点，她主张应当追究个人的责任。 平庸之恶这个词，听上去很直白，但其中的内涵相当复杂、深刻，也引起过很多争议。不过，探究这个概念，也是我们理解阿伦特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。 先亮出阿伦特的观点：在阿伦特看来，大屠杀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现代罪恶。这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看法有点相似，都是认为大屠杀是一种过去不曾出现过的罪恶。但阿伦特分析的角度与内容和鲍曼相当不同，可能不如鲍曼那么清晰完整，但更为复杂，也更为深刻。很多人都听说过“平庸之恶”，但你可能不太知道，阿伦特还用过另外一个词来描述纳粹的暴行，听上去和“平庸之恶”完全相反，这个词就是“极端之恶”。阿伦特为什么会用两个完全相反的词来描述同一件事呢？她究竟站在哪一边呢，还是说她自相矛盾了？理清这两个表述之间的关系，就是我们理解阿伦特的钥匙。 平庸之恶和极端之恶，在汉语中截然对立，很工整，但其实这里有一点翻译造成的误导。我们需要回到阿伦特的原文，去审视其中的差异。 极端之恶这个词是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这本书中提到的，是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一个术语，英文是radical evil，radical意思是“根本的、彻底的、激进的”，evil就是“邪恶”，合起来就是极端之恶，这没什么问题。那么“平庸之恶”呢？它是在十年之后的1961年，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的时候，阿伦特才提出的，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。banality是平庸这个词的名词形式，所以这个词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恶的平庸性。你注意到区别了吗？其实，阿伦特并不是说大屠杀是一种平庸的罪恶，她很明白地说过，纳粹的暴行是一种“极端之恶”。而阿伦特在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，是一种“恶的平庸性”。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，其实并不矛盾，它们是同一个主张的两个面向。 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。极端是指什么呢？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，太过血腥残暴吗？的确非常残暴，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么的严重。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，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、更血腥的杀戮。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，不是程度上，而是性质上的。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、前所未有的特征，那就是它“完全不可理解”。 为什么不可理解呢？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，康德有一句名言，“人是目的，而不仅仅是手段”。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，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，是不道德的。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，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，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、当作手段。 古代的屠杀事件，要么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，要么是复仇，即使是杀人取乐，至少也是为了取乐。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么呢？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，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，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，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。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，很多人，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。 换句话说，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于人性的自私、贪婪、恐惧、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，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。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，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。汉娜·阿伦特 图源网络
阿伦特认为，纳粹是彻底否定了人类中的一群，换句话说，纳粹认为只有某些人才是人，他们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。而这在阿伦特看来，等于是要“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”。 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，也无法从“人能理解的动机”来解释。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。这是阿伦特极为独特的观察视角，达到这样的深度，在整个20世纪的哲学家中都属罕见。这不只是因为她亲身经历了纳粹主义的兴起，更因为她有一种极为敏锐的哲学洞察力，捕捉到这种新型罪恶的独特性。但是阿伦特并没有止步于此，既然超出了过去的道德框架，那现在究竟要如何才能理解这种新颖的罪恶？什么样的人才会犯下这种极端之恶？难道他们是怪物、是恶魔吗？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久。 后来，阿伦特从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。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，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，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，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，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。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，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。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，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。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，直到15年之后，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，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。 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，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。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，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。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。阿伦特当时作为《纽约客》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，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，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，书名是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，副标题是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。在这个报告中，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，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。在她看来，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，他并不残暴，也不是恶魔。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，不是愚蠢，而是匪夷所思地、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。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，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（thoughtlessness），就是不思考。 通常我们谈论道德，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到动机，要论迹，也要论心。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，犯下的恶行越严重，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。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，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，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、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，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。我们应当注意，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。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，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。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，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，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。她通过“恶的平庸性”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，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。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，其实是一体两面。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，但这种极端的恶，是经由一些具有平庸性的罪犯犯下的。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，其实质是不去思考，是丧失了思考能力。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：为什么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。 但问题还没有结束，让我们再往前一步：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不能思考呢，不能思考的话连生活自理都做不到，艾希曼显然不是那种情况。那么阿伦特所说的丧失思考能力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又怎么就会丧失了思考？又要怎么做才能保持住自己的思考能力？ 平庸之恶其实不是一个答案，而是一系列更深入、更困难问题的开始。1961年受审时的纳粹军官阿道夫·艾希曼 图源网络
上一讲我们讲到，阿伦特认为“平庸之恶”是丧失思考能力的结果。这个诊断看上去很简洁，但细究起来，会带出很多麻烦。比如，人怎么就会丧失思考能力？丧失的是哪一种思考能力呢？等等。阿伦特的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这本书出版之后，引起了很多争议，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“思考”和“善恶”的关系，这也成为了阿伦特生命最后十年中反复求索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是一条崎岖的道路，每提出一个回答，又会引发出新的难题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阿伦特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写作《精神生活》三部曲，第一部是《思考》，第二部是《意志》，但她刚刚开始写第三部，就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人们发现了留在她打字机上的最后一张纸，纸上只有一个标题：“Judging”，意思是“判断”。可惜她永远无法完成这部著作了。但这个标题正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阿伦特的一个线索。在我看来，阿伦特最后思考的一个关键要点就是“判断”，更准确地说，是“独立判断”。就让我们把这个词当作火把，跟随阿伦特走过这段思考之路。首先，阿伦特为什么会说，艾希曼“匪夷所思地丧失了思考能力”呢？要知道，艾希曼当时在法庭上侃侃而谈，甚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。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、服从法律，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，“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”，所以他艾希曼不仅是服从法律，而且是让自己的意志与“法律背后的原则”得到了统一，这符合康德的哲学。这种口才，恐怕会让很多不善辞令的人深感自愧不如，那么阿伦特为什么会说艾希曼“浅薄”、“丧失了思考能力”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阿伦特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艾希曼愚蠢，或者说他是在撒谎，而是说艾希曼满嘴都是套话，让自己陷落在陈词滥调之中，又把这些陈词滥调当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，用它们来抵挡现实，拒绝真正的思考和对话。艾希曼虽然能够引用康德，但在阿伦特看来，这种引用简直“令人发指、而且不可理喻”，因为康德所讲的道德，恰恰是和独立判断密不可分。这里我们就发现，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，实际上是积极思考、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，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，去做出自己是非对错的判断。汉娜·阿伦特 图源网络
现在，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，这本身似乎也成为套话了。但你是否明白，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？阿伦特的回答是，因为在现代社会，只是服从主流规则，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。阿伦特注意到一个事实：在德国最早支持纳粹兴起的人群，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，而是像艾希曼一样，是有文化、有教养的所谓“值得尊敬的人们”。正常的社会中，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去犯罪，因为“不能杀人”是公认的道德法则。但是，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，重新定义了道德：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，杀人也能成为一种“道德义务”。那些所谓“值得尊敬的人”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，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。在阿伦特看来，大屠杀的灾难表明，旧有的道德模式已经失效了。传统的道德学说着眼于习俗、习惯和规则，道德教化就是让人循规蹈矩，能遵守道德规则就是有道德的人。但20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看到，传统的习俗和规则完全可以被颠覆。在纳粹德国就出现了这种新的现象：人们依法作恶。这里有一个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：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作恶，如果想要行善，却可能触犯法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传统的道德和教化变得自相矛盾。所以阿伦特发现，道德的真正涵义不是循规蹈矩，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，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，反对盲从。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没什么深奥的，很清晰，但实际上却极为困难。首先，“独立”不等于“正确”。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，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，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，自己确立标准，自己给自己立法。但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知道，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就是，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，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。所以，盲从当然不行，但你独立判断，就一定能做对吗？谁也无法担保。结果，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。如果你循规蹈矩，做对了当然好，做错了，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，你可以说“这不怪我，规矩就是这样定的”，或者“大家都是这样做的”。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？做对了，那是应该的；做错了，就是你自己导致的。你没有任何托辞，没办法推给规矩，也没办法躲到“法不责众”的后面，你必须完全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。你看，保持独立判断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。一个清晰的答案，带出了更难的问题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到独立判断呢？对于这个难题，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。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，她提示我们：尽管这件事很难，但仍然有人做到了。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，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。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，名字叫安东·施密特。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，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，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，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，审判处决了。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，名叫弗朗兹·卢卡斯。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，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，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，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。战争结束后，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。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，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，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。阿伦特问道：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，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？据施密特的朋友说，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，没有什么哲学气质，也不怎么看书读报。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，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，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，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，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。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。临刑之前，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亲爱的妻子……请原谅我，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，我不想伤害别人。”电影《汉娜·阿伦特》海报 图源网络
阿伦特认为，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“忠实于自己”，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，始终保持“与自己相处、与自己交谈的倾向”。他们选择不作恶，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，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，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，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、乃至付出生命。在阿伦特看来，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，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，那就是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说过“宁可自己遭受冤屈，也不愿行不义”，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。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，多么聪明的头脑，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，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。这就是所谓“道德正直”，英文就是moral integrity，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涵义就是“完整一致”，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。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，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，他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阿伦特在临终时刻写下的那个标题，“判断”。独立判断究竟要怎么做？阿伦特曾经说，“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而言，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，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”。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，冒着风险，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，并为此承担责任。我自己阅读阿伦特的作品有近30年了，在过去15年，每年都要给研究生讲解阿伦特的政治思想，每一次我都会重读她的作品。我一直感到，阿伦特的思想非常令人着迷，也令人困惑，因为她的思考是未完成的、探索性的，从未给出完整的答案。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：它要求我们，必须和阿伦特一同思考，必须自己来思考，如同苏格拉底那样，用思考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。
作者简介刘擎，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、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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